地下鄉愁藍調

【按】1998年聯合文學「搖滾頁」專欄稿。 時間是一晚一晚地過去，每晚我都在黑暗等待著黎明，每一次都希望，這是最後的等待⋯⋯ ── 李雙澤，一九七四年寫給李元貞的信 Strap yourself to a tree with roots, You ain't going nowhere. ── Bob Dylan，一九六七年 【圖說】Bob Dylan攝於一九六二年。取材自一九七九年出版的「搖滾筆記」。 這幀相片，是從一本叫做「搖滾筆記」的記事簿翻拍下來的。這本筆記由張照堂主編，是一九七九年份的空白記事曆。裡面總共放了五十四張搖滾樂手的相片，扉頁大剌剌印著一行黑體字︰「搖滾是一種折磨以前自省以後的喜悅」。 這張照片就擺在一月一日那頁，相片裡邊吸菸邊唱歌的迪倫祇有二十一歲，卻已經寫下平生最著名的那首歌曲，一連問了十二個沒有人能回答的問題：一座高山要屹立幾年，纔會滑入大海？某些人要活多久，纔能重獲自由？一個人要幾次昂首，纔能看見藍天？又要長幾隻耳朵，纔能聽見人們哭喊？⋯⋯答案哪，朋友，在茫茫的風裡。 這個本子已經綻線掉頁，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將近二十年前的行事曆和通訊錄。失聯的人名、無效的地址、過期的電話和廢棄的證件構築的廢墟，包圍著那些搖滾歌手的照片，一頁頁猶然年輕、意興風發的容顏。「折磨以前自省以後的喜悅」？一九七九年，台灣與美國斷交，傳唱全島的歌是「龍的傳人」和「中華民國頌」。也是這年，張照堂替楊祖珺的首張個人專輯拍攝封面照，唱片上市纔兩個月，就因為官方壓力而全面回收，恐怕多半都被銷毀了。 半年之後，美麗島事件爆發，飄風烈烈，迪倫二十一歲那年寫下來的問題，還是沒有人能夠回答。 【圖說】「青草地演唱會」海報，姚孟嘉設計，林洲民攝影。照片中是廣慈博愛院的女孩。(點小圖看大圖) 老鼓手呀老鼓手呀 我們用得著你的破鼓但不唱你的歌 我們不唱孤兒之歌也不唱可憐鳥 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是豐收的大合唱 我們的歌是洶湧的海洋是豐收的大合唱 ──「老鼓手」，梁景峰詞、李雙澤曲 這是姚孟嘉替楊祖珺主辦的「青草地演唱會」設計的海報。不愧是《漢聲》雜誌的大將，這張海報二十多年後再看，仍然酷極。 一九七八年，楊祖珺二十三歲，剛剛辭掉台視「跳躍的音符」的主持工作。她在節目裡總是一身襯衫牛仔褲，背著吉他，在電視上唱JoanBaez的歌、新生代的創作曲、傳統民謠，還有李雙澤的遺作。這個節目很受歡迎，每星期總能收到一百多封觀眾來信。直到新聞局規定所有綜藝節目都要演唱新聞局審定的「淨化愛國歌曲」，她才決定不幹了。 這年八月，楊祖珺在榮星花園舉辦「青草地演唱會」，廣邀當時最受歡迎的新生代創作歌手登台演出，為廣慈博愛院的雛妓募款。她做夢也沒想到這竟是台灣戰後第一次的戶外大型演唱會，而情治單位總是把「戶外集會」跟「群眾運動」劃上等號，繼而替她扣上「搞工運、學運、串連社運」的大帽子。自此，楊祖珺遭到無窮無盡的騷擾和封殺，壓力如此巨大，年輕的她幾乎無法承受。當時，蔣勳是這麼寫的︰ ……堅持著往善良、光明、正義一面走去，同時要含忍著一切「惡」的訕笑、屈辱與打擊啊！我便看到了祖珺的頹喪、自棄。她甚至酗酒，把自己撞死在暗夜的路上……車禍後的祖珺，躺在淡水一間醫院中，滿面傷口，倔強地沈默著。 祖珺很快便痊癒了，她重新長好了結實的疤痕，比我們未曾受傷的都更健康。 讀楊祖珺一九九二年的自傳《玫瑰盛開》，可以清楚看到當年那個天真熱血的青年，如何被環境逼迫，在一連串的挫折和幻滅之後，終於看到外在體制的荒謬、蠻橫、醜惡。在那個肅殺的年代，一旦洞悉體制的不合理，出路不外乎抵抗、逃逸或者妥協。她最後選擇的是一條激進的道路，直接投入黨外陣營，踏上政治運動的道途，並且，放棄了歌唱。 【圖說】楊祖珺首張專輯內頁，張照堂攝影。 當然，照片裡這個二十出頭的女子，不可能預見自己後半生的波瀾起伏。一九七九年五月，楊祖珺摒棄唱片公司沿襲的制式美工，自己找張照堂設計封面，出版了她唯一一張個人專輯，短短兩個月就賣掉將近一萬張。就在這時候，唱片公司風聞楊祖珺是「問題份子」，深怕惹禍上身，迅速把市面上的唱片回收銷毀，這張專輯就這麼絕版了。 我的朋友Ｓ幾年前到牯嶺街閒晃，有家舊書攤不知怎地弄到六七百張電台資料室淘汰的ＬＰ唱片，老闆說這種東西沒什麼人要，通通十塊便宜賣。Ｓ聞訊大喜，趴在店裡翻了整整一下午，搞得臉孔雙手衣褲全都沾滿黑灰。在比人還高的唱片堆裡，他赫然翻到這張逃過劫數的楊祖珺專輯，連內頁歌詞都完好無缺。裡面每首歌都有電台主持人用原子筆註記的號碼，86、82、93、81……，這是歌曲送審通過的代號。只有「美麗島」被畫了一個大叉叉，想來是「送審沒通過，嚴禁在電台播放」的意思。 Ｓ沒有舊式唱機，卻又按捺不住興奮，當場飛車來找我，連手都沒來得及洗。我們摒住呼吸、抽出這張唱片，驚奇地發現，儘管歷經近二十年光陰，它的狀況卻相當完好，既無霉斑，也無刮痕。我們小心翼翼把唱片裡外的灰塵刷乾淨，打開已經不大聽的老唱機，讓唱針落下。畢畢剝剝的炒豆子聲中，「美麗島」的管絃樂前奏響起，塵封了一整個世代的唱片，在九○年代還魂了。 唱片放完，我們良久無言。那個模糊褪色的懵懂年代，一下子瀰天蓋地撲過來。我記得「美麗島」在成為一本黨外雜誌的名稱、繼而升級成光芒萬丈的認同符號之前，曾經是每場民歌演唱會必備的結束曲。七○年代後半，我還是拖著鼻涕的小鬼，每次聽到「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」就會呵呵大笑，於是母親總是唱這首歌逗我開心。這是一首旋律悠揚清新的歌，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觀眾合唱「美麗島」的時候，氣氛總是歡快的，它所承載的諸般悲情和暗示，當時還沒有披掛上去。歌曲檢查、政治迫害、反對運動、社會實踐、國族、身分……，這些嚴重的主題，對那時候合唱這首歌的人們，會不會有些超出理解範圍，而顯得難以捉摸呢。 九○年代中期，重新與這首歌相遇，一時竟然不知道該怎麼聽它了。楊祖珺的歌聲是那樣乾淨、用心是那樣純良，就跟她在內頁認認真真寫下的問題一樣︰「我總在心中惶惶恐恐地想著︰我的歌聲足以回答社會上關心我的人們的愛心嗎？如果音樂除了作為娛樂的消遣品而外，不能在這大時代中負起一份該盡的義務與責任，音樂的存在是必要的嗎？」 這好像真的是那個年代才會出現的文句。如今誰還會把「大時代」跟自己聯想在一起呢？ 【圖說】李雙澤的早夭，使他成為永遠的傳奇。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，他為了救一個溺水的美國人，不幸在淡水被巨浪捲走，得年二十八歲。 ……靈車慢慢地移動，李元貞怨恨地敲打著棺木︰「雙澤，你去死吧！我們不寄望你一個人，我們寄望所有中國人！」十幾名朋友坐在棺材四周，在壅塞的台北市區，紅燈亮時，附近車內的人都探頭望著我們--這群時而哭泣、時而唱歌、時而對著棺木講話的一群人。那時沒有開口的，大概就只有安靜躺著的李雙澤，心中還在思索究竟的我以及靈車角落紅著雙眼的蔣勳吧！ 棺木推進了焚化爐，胡德夫拍拍我的肩膀，暗示我到屋外。 「你看！雙澤在那裡！」他指著焚化爐煙囪冒出的那一大股濃煙。　　──《玫瑰盛開》，楊祖珺 一九七七年九月，李雙澤葬禮的前一天，胡德夫和楊祖珺來到台大對面的「稻草人西餐廳」（也就是半年前陳達從恆春北上駐唱的地方），兩人連夜整理出九首李雙澤和梁景峰合作的歌，錄成了一捲卡帶。有些歌才剛寫好，李雙澤來不及留下錄音，他們只能依照凌亂的手稿一個音一個音地學著彈唱。後來傳唱全台的「美麗島」和「少年中國」，就是在這天有了最早的錄音版本。 李雙澤傳世的創作曲，就僅有這九首歌。楊祖珺和胡德夫錄的這捲卡帶一直沒有正式出版，卻在之後的二十年間被輾轉傳拷、四處流傳。卡帶裡面「美麗島」和「少年中國」是錄在一起的，在那個禁忌剛要鬆動的年代，「身分認同」的焦慮好像還不是太嚴重的問題，這兩首歌錄在一起，也沒人覺得有什麼不對。有趣的是，新聞局後來一視同仁地查禁了這兩首歌--「美麗島」是因為「鼓吹台獨」，「少年中國」則是因為「嚮往統一」。李雙澤地下有知，想必會氣得蹬腿吧。 為著許多始料未及、互相牽纏的歷史因緣，這捲卡帶，連同李雙澤自己用手提錄音機留下的寥寥幾首歌曲，漸漸變成一個世代共同擁有的祕密，一種心照不宣的認同符號。兩年後，其中一首歌甚至替台灣戰後政治史最驚心動魄的事件提供了大標題。 直到八○年代晚期，在新一輩的學運青年之間，一只破洞的舊書包、一疊「南方出版社」的新左派論著、一套公館路邊書攤買來的大陸版馬恩選，再加上這捲迭經轉錄的卡帶，就算是「運動菁英」的標準配備了。儘管私底下他們可能還是比較喜歡Pink Floyd和Led Zeppelin，聆聽這捲歷史錄音，卻跟啃讀「共產主義宣言」、學唱「國際歌」一樣，是躋身某個圈圈必不可少的隆重儀式。 去年冬天，我到一位老學長家裡作客。他曾經是八○年代投身學運的熱血青年，後來赴美唸博士，接著回國結婚，到民進黨主政的台北市政府當公務員。凌晨兩點多，酒過三巡，四鄰闃靜，我們不經意聊起七○年代的音樂。他喝多了，跌跌撞撞跑進房間，摸出這捲舊卡帶、塞進客廳的音響，然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怔怔地聽，任指間的香菸愈燒愈短，菸灰一截截落在地毯上。音響傳出二十年前李雙澤自彈自唱的聲音，那聲音有一大半掩埋在層層雜音嘶聲之下，聽起來悠遠飄渺，又像隔著一堵厚厚的牆。我學長緩緩低下頭，默默啜泣起來。那幅景象，真是無比淒涼。 【圖說】李雙澤遺墨，典出梁景峰的歌詞「老鼓手」。 幻滅──幻滅是跟死亡跟春天同樣流行的 一種頹廢（我們陷落在一樁美麗的陰謀裡）……　　──1976斷想，楊澤 換個角度說，李雙澤或許也算幸運的吧。那樣一個熱血沸騰的漢子，絕不會在後來台灣社會的翻騰動盪中置身事外。他會選擇靠邊站嗎？他會像楊祖珺一樣投身反對運動、在不同的陣營經驗相同的幻滅嗎？在這個犬儒與自嘲成為共同習慣的時代，他還寫得出歌嗎？李雙澤畢竟不必面對那些，只留下九首歌，就化為輕煙，瀟灑地走了，把幻滅和尷尬留給活著的人。 當然，這些都只是一個後生晚輩不負責的猜想。在另一個喝酒清談的深夜場合，我看到兩位在文化圈打滾多年的頭臉人物竟然為李雙澤爭辯起來。他們都已兩鬢飛霜，各自在聲譽卓著的出版單位掌管決策大權，卻在那一夜孩子氣地吵得面紅耳赤。導火線是：李雙澤若是活了下來，究竟會不會「變節」，變得「跟那些人一樣」？ 吵了一陣，兩位中年男子不勝酒力，都累了。嘴裡卻仍然不甘願地嘟囔著︰ 「像他那種左派，後來八成就會變成那樣……」 「他不一樣，你不能用左派去套他，雙澤不是那樣的……」 彷彿要再次說服自己似地，這位眼鏡滑落鼻樑、頭髮散亂的總編輯，反覆叨念著︰「雙澤不只是左派……他不是那樣的，他不一樣。」 另一位滿眼血絲、歪坐在沙發上的前輩，只默默乾了一杯陳高，沒有再說什麼。我覺得，他們根本不是要講李雙澤，反倒像是在逼問自己，這麼多年下來，究竟是不是變節了……。 李雙澤瘋狂迷戀過Bob Dylan的作品，據說在他剛開始創作的時候，不管怎麼彈、怎麼唱，腦中都是迪倫的旋律，令他痛苦萬分。我想他一定知道，迪倫曾經唱過這樣的歌詞： To live outside the law, You must be honest... 某些句子，就像他那幅墨色淋漓的題詩，經過二十多年，仍然觸目驚心，不斷刺痛我們的良心。聽著那些古老的錄音，紛沓而至的是李雙澤毫無遮攔的笑容、楊祖珺和胡德夫年輕的面孔、許多理直氣壯的宣言和口號、許多伸向天空的拳頭、許多被遺棄的夢想。格言和教條就像刻在牆上的驚歎號，盡皆崩解風化。我不禁想道：還有什麼，可以比死亡更誠實呢。 舉目四顧，到處都是嘈嘈切切的聲響，背後卻又隱約埋藏著更巨大的蒼涼。跨在青春與壯年的門檻，望著泛黃的書頁裡猶然年輕、叼著菸唱歌的迪倫，說實在的，我依舊沒有答案。 附註：一九九七年，王明輝統籌製作、夏潮基金會資助出版的《七月一日生》專輯，收錄了一九七七年楊祖珺和胡德夫合唱的「少年中國」，是首次取材自這捲錄音的商業發行。